文森特漂流记·漂来又漂去

上周休息日去了dublin城南的小镇bray，从市中心的Tara street出发，40分钟的火车路程，短暂而轻快。因为没有地铁，都柏林人把这种地上轻轨列车叫作dart，它的速度比一般的火车要慢的多。到爱尔兰两年，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爱尔兰坐dart，居然发现这小车减速的时候两边还摇摇晃晃的，就像一个喝了酒的爱尔兰醉汉，这也让我猛然想起挤了四年的武汉公交。Dart一路沿着海边蛇形，从车窗里看到的海面，让我有跳下去的冲动，只是不知道救我的会不会是一只寂寞的人鱼。入秋的这段日子爱尔兰天气反常的晴朗，滴雨未见，天空蓝的令人发指，仿佛一个单纯而没有杂念的罗莉，让人不由得想抱着她滚来滚去。这是这个小岛最可爱最让人迷恋的时候，不像阴霾多雨的冬天，你只有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让你深萌的小罗莉变成了一个大巫婆。



Dart的内部，一对胖胖的爱尔兰夫妇没有坐下。在爱尔兰，你永远不会找不到胖子。


Bray的海滩走廊。远方是我们爬的Bray head.(Wiki资料，国内的同学就不要点了)

Bary是个临海小镇，面积不大，半个小时可以从镇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爱尔兰人说bray有爱尔兰东部最好的海滩，于是一路上我念叨着beach，不料却招来了前面的一个老妇人的目光，可能我的发音让她听成了另一个不太美好的单词。语言传播的误差不可避免，但愿我们不要彼此以恶意去推测与杜撰。



在海滩上推着孩子的父母。



被海赶的小姑娘。




一个人是一个岛。



选战无处不在。



我和黄博士。从走路的姿势就可以看出谁比较沉稳。



半山腰。


“亲爱的,但愿我们是浪尖上一双白鸟!” （《白鸟》，叶芝）

我背后的大海和小镇。


光耀世人。


红的像火，紫的像霞，白的像雪——修辞总是难免的。

两个为我们指路的爱尔兰老头。


系着尿布的小男孩，更热爱冰凉的液体。


我渴望看到这只小船从那个世界的边缘掉下去。


想嫁给老外的姑娘们有福了，爱尔兰男人似乎更喜欢东方女孩。在路上，偶遇一个和当地爱尔兰人结婚的中国姑娘，让这次旅行喜的一塌糊涂。点击看更多图片。

九月，我的生活一下子面临很多选择，在爱尔兰悠闲的日子恐怕很快将一去不返。原本计划中的伦敦之行因为英国大使馆低下的效率而不幸泡汤，让准备同行的几个伙伴都非常沮丧，不过我仍旧计划了其他的一些旅行。再然后的日子，我的博客或许会有荒废，请你们不要试图召唤我回来。我爱漂流记的日子，然而过些时候的此刻，我不是在面试，就是在撒丫子奔向面试的路上。

（友情感谢大部分照片的拍摄者田皎同学）

当皮特帕克被纽约实验室里的一只蜘蛛咬过之后，好莱坞的科幻片中似乎爱上了抖这种用“意外事故”来让某个普通人类获得大能的包袱。如果说超级英雄们人向“超人”身份的变化带着未来赋予的光荣和使命，那么《第九区》里面，叙述的却是一个普通人类的另一种“变形”，这次变形带给他人生的巨变，黑色而绝望。

发生在约翰内斯堡土地上的故事，有着怎样的政治隐喻，我无法胡乱的猜测。如果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当年的殖民者和冒险家们惊心动魄的血液而浇筑起的这座“黄金之城”，它的土地上，黑白之间的分野可能从未消失。那些回忆很容易就被风中的血腥味勾起。故事以一种近乎于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开头，意图用这样的结构展现其庞大的叙事。故事的地点，背景，社会坏境，和人类心理，从那些刻意剪辑的零碎片段里便能拼凑出一个大概：在和外星人最初的蜜月期之后，滞留在约翰内斯堡“第九区”里的一百多万个外星人成了当地人社会问题的来源，于是人类想把他们赶到另外的地方隔离起来——对待不同的族群，这是我们最惯用和最拿手的方式。其间还有当地黑人的压榨和杀戮，有着官方机构的秘密实验，甚至他们最爱的地球食品：“猫粮”，也暗示着他们的命运——失去反抗能力的外星人在地球上生活得就像一群可怜的流浪猫。

从受害者的角度构架的世界更有张力，这在影片开始的二十分钟后得到验证。故事的主人公在一次意外中一只脚踏进了卡夫卡《变形记》里的世界，他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了外星人，很快的，冷漠，背叛，甚至仇恨和追杀，人性中的至阴至暗如影随形。他的岳父出卖她，他的妻子背叛他，他的老下属想置他于死地，当地的黑帮还像吃他的肉，而这一切的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异化，最重要的是从身份上来说，他已经沦为了一个试验品而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他的心是否是一个人类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失去了所有其他人类的认同。这种“不认同”和卡夫卡《变形记》的里的荒诞不羁如出一辙，大甲虫格里尔高的遭遇告诉我们，人类的交往，某些亲情的构建，事实上都建立在一种虚妄的层面，极易因为社会地位的破碎而崩塌。人无法成为自由漂浮的主体，这是康德的话，其中的含义除了对共同的信仰，文化的热爱，也包括身份和地位的社会认同。失去了这些认同，人便开始游离在“自我”之外。所以，在事故之前雄赳赳气昂昂意气风发烧杀抢虐的MNU小队领导，地地道道的地球土著维库斯先生，硬生生的被他的同胞逼成了他们欺压的对象——大虾星人。

除开亲友同事们对维库斯的排斥，《第九区》中还有另外一种逆向的认同。在经历了无数次背叛和欺骗之后无望的维库斯先生逃到了第九区，然而外星人却并没有对这个曾经的地球人表达出过分的排斥，他们甚至在最后保护了他。而在这之前，当他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外星人克里斯托弗回到母飞船的时候，当他把那些人类打的血肉横飞的时候，他也完成了他自己的认同转换——他不再是一个人类了，同时他也到达了对于濒临灭绝的“自我”的拯救——他不是在帮助外星人，而更像是在守护自己的“同胞”。经过了这层转换，所以维库斯先生最后对克里斯托弗说，“Take your boy and go Home。”才会显得如此大义凛然，如此煽情。

和《变形记》里不同的是，这种族群之间认同的转换，除了看清周遭冷暖的人情，亲身体会到外星人生存的压力，也象征一种本应属于智慧生物的人性回归。从一种高高在上，作为强势生物的张扬跋扈的状态沦落自此，虎落平阳，人见人欺，而人类的内在又让他一再挣扎，他发现怪异与陌生的不是那些丑陋畸形的大虾星人，反而是人类，他曾经的同胞，同事和亲人。这样的变形记，与其说是展现的对“自我”的疑惑，恐怕更多的表达了对人类文明本身的绝望与讽刺。

没有宏大场面，没有渺小的人类和健硕的外星人，没有过于突出的英雄主义，缺少了好莱坞传统主题的科幻片却弥漫着一股雄浑的历史气息，一扫那些大块头的“金刚”们带来的审美疲劳和华而不实，让人感觉焕然一新。和我一起看电影的娜姐是一个很童心的人，在看《第九区》的过程中，忠厚老实的外星人饱受人类欺凌，于是她也站到了外星人那一边，希望把邪恶的人类彻底消灭。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心理的“变形”，那么这种变形一定是出自于人类本身的同情的。在看完电影的同时，我的脑海里差不多也已经为续集创作了好了故事梗概。三年后，回家的克里斯托弗引兵如约而至......其实戛然而止故事结局本身就回味悠长，似乎已经具备了经典的轮廓，然而商业的需求总是能击败外星人维库斯手中那令人伤感的金属玫瑰花。

爱尔兰在即将到来的十月里举行的一次全民公决，决定着大半个欧洲未来的走向。

来爱尔兰后常常遇见这样的选战，在选举前的一段时间，政客们的传单塞到我们出租屋的门缝里，上面的Gentle和Lady们拥有着杨二车娜姆一般妖冶而政治的笑容。偶尔还会遇到这个选区的候选人和他们的雇工们的拜访，我有一个好摆龙门阵的朋友，为了练口语，曾经拉着一个雇工坚韧的海聊了三四个小时。去年在爱尔兰的全民公投里因为支持者未达半数而惨遭否决的《里斯本条约》，在过去的一年里让欧洲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头痛不已，“不识时务的该死的爱尔兰佬”又一次在欧洲大陆上落下了口实。如今，这次公投选战又要打响，宣传单又开始频繁骚扰，布鲁塞尔的头头脑脑们屁股上又要开始长痔疮了。

从1952年开始的欧洲实质性统一之路，经过近60年的变迁和磨合，几经波折，终于走到了确定宪法的地步。这让欧盟更像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里斯本条约》曾经又叫《欧洲联盟宪法》，如今的这个名字是为了照顾各成员国情绪而几次阉割和绥靖后的结果。里面在原先制定的一系列欧盟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欧盟在经济上的主要原则，政治上的基本权力。虽说是宪法，但在欧盟目前的地位却没有听起来那么至高无上，即使签署条约的每个成员国让度了部分主权以及共同承诺维护条约的实施，然而每个成员国的最高法院仍然有对条例自行裁决的权力。欧盟是现今世界第三大政治实体，有二十七个成员国，五亿张因为free speech而众口难调的嘴，所以才会有几次修改和妥协，折腾了六年才弄出了一个大家都认为非常和谐温柔的法律文本。

可爱尔兰去年六月的投票却破坏了整个欧洲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有一些爱尔兰人对欧盟的这次权力扩张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态度，他们担心爱尔兰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的独立性，担心爱尔兰的天主教信仰遭到暗地的削弱和破坏。爱尔兰本土历史最悠久的两家传统媒体《Irish Independent》和《Irish Time》在九月初都做了独立的民意调查，爱尔兰人对“修改后”的里斯本条约态度依旧暧昧，其中有约四成的爱尔兰人支持条约的通过，三成半的人持反对态度，另两成半的人则不确定。

爱尔兰是欧洲著名的高福利国家，经济的低迷让政府今年的财政举步维艰。过去的这一年来，爱尔兰政府提高了签证费用，缩紧了对欧盟外国家公民工作申请的准入，加入了一些职位对于非欧盟成员的限制，可是爱尔兰人对于作为欧盟新成员的波罗的海国家劳工大量涌入的怨气仍未消散。爱尔兰政府并不是不重视《里斯本条约》，报纸和电视上大幅度的广告，领导人们顶着被掷鞋的压力纷纷站出来摆着光鲜的政治pose，执政的共和党和偏左翼的最大反对党统一党，以及另一个左翼反对党工党在《里斯本条约》上的看法出奇的一致，然而选民们却仍旧不买账，在报纸的时事版面上频频有意见和质疑针锋相对。在爱尔兰几年的时间里，慵懒的爱尔兰人对于个人利益的重视，对外来劳工的轻蔑和嗤之以鼻让我印象深刻，他们在民族问题上也是出了名的保守。曾经有个爱尔兰房东就曾对我亲口表达了对爱尔兰教育部把这些原本应该属于爱尔兰人的研究职位给了中国人的不满。去年公决之时，金融危机尚未到来。而如今时风不济，失业率稳居欧洲第一，原本对条约持反对态度，在爱尔兰议会中声音弱小的极右翼政党声音趁机再次扩大，命途多舛的《里斯本条约》会时来运转么。

作为一个在爱的学生，和在我的祖国一样，我没有资格去填一张选票。不过我还是本着国际主义精神阅读了双方花里胡哨的宣传单，个人觉得支持方列举的道理更加务实和理性一些，对爱尔兰整个国家会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就如爱尔兰前总理考恩说的一样：“我们的经济依靠欧元的拉动。爱尔兰需要欧洲。”而反对方提出的什么劳工政策，经济自主性，以及反对堕胎则显得太神叨了一点，充满了教条主义者们保守而狭隘的小家子风气。虽然支持者在民意调查中目前领先，然而由于爱尔兰年轻人人对于政治的不热心，（我家二十二岁的爱尔兰女孩琼从来没有去投过票），而一些老年的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积极政治活动，极有可能让条约再度折戟。接下来的一个月，这个地处欧洲的边缘之岛，注定将成为整个欧盟关注的最中心，时常反应过度的爱尔兰人，让这份关于欧洲前途的条约命悬一线。

九月，经济持续低迷的岛国初秋，让人心里都泛着微微的寒意。这个稀有工业的小国和冰岛一样缺乏很多实体经济的支柱，它们的复兴之路漫漫而修远。气温骤降的都柏林主要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上，零零散散的悬挂着主要政党针对这次公投而制作的巨大宣传板。那上面印刷着巨大的“Yes”或许并不昭示着《里斯本条约》的前途——在我看来公投也许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但这却是民意的决定，这永远值得尊重。也许这也印证了熊彼得对于“非精英政治”理论的悲观，然而比起我们，幸运的是他们还拥有说“NO”的权利。

在我的豆瓣日记里转贴的《路金波访谈录》后，sarah姐这么写道：

    “不敢苟同这位路先生对作家的定义，如果作家只是写点鸡零狗碎的东西供大家消遣、不提供任何思想的写手们，那看这些作家作品的孩子们就是浪费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这种消磨的过程也只会让人变得颓废和烦躁。
　　我不知道为什么作家必须迎合某些消遣需要而不是提供深刻和有意义的东西呢？
　　我这个70后小时候读过不少小说，对成长中的我很有意义。我没觉得是谁解决了我的阅读问题，但对不少作家印象深刻：查建英、程乃珊、谌荣、铁凝、贾平凹、刘恒、刘震云、苏童、刘亚洲、毕淑敏、史铁生、刘心武、方方、池莉、曹明华……，即使没有这些国内的作家作品，也还有白先勇、三毛、龙应台、李昂、余光中、朱天文、席慕容等人，当然还有张爱玲、丰子恺、胡适、梁遇春等近代作家，更不用说国外多如星辰的作家作品们……我就不明白，怎么没有了郭敬明，我们就会失掉读书的一代人呢？
　　　　如果文学不是像今天这样商业化，也许孩子们可以读点更有意义的东西。他们不需要某个人先在QQ上笼络住他们，然后再被以这种偏激思想者的方法来洗脑……这个听起来可真是荒唐，即使我也觉得韩寒不错，却对路先生这种商业模式的思路可真不敢恭维。”

                                                                                                           
Sarah，

最近你给我的几封信，观点我基本上都很认同。但这篇访谈是我觉得你并没有认真的读他的话，或者说根本是批判态度太强烈了。

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说，阅读的兴趣最为重要。去年温大妈的电影《Reader》里面，当伯格为汉娜读的是一本很有名却无趣的书的时候，汉娜总会说，换一本吧，不想听这个故事。像汉娜这样对于阅读有饥渴却无能为力的人来说尚且如此，更何况如今的一些不热爱阅读的顽劣孩子了。所以，路金波在访谈中有这一样的一句看起来有点为自己涂脂抹粉的话，他“针对的是不读书人的阅读问题”——我知道作为一个商人，他的本能是决不可能拥有这般普渡众生的崇高的。按凯鲁亚克的说法，在这个注意力“支离破碎的年代”，要让一个人，安静的读完一本书，这是比让他只身穿越一片大陆更为困难的事情。更何况，大多数人读完之后，还无法安静的做一场爱。

所以，为孩子们培养阅读兴趣是犹未重要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我的阅读习惯是被我的奶奶和一位语文老师培养起来的。只要是阅读，我的父母不吝为我花每一分钱，不管是报纸，杂志甚至漫画。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批理想和情操皆备的适龄书籍供我们阅读和分享，所以你或许以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书，他们的注意力迟早会转移到另外的“高尚”读本身上。这在我奶奶们的青春期，在所有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本语录上的60年代可能是这样，在我父母长成的，那些无书可读的70年代可能是这样，在Sarah你长成的伤痕遍布却还算昂扬向上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可能也是这样，然而在现代，在网络接入了我们生活之后，一切都不是这样了。太多新鲜的画面与刺激，太多感官的诱惑和享受，即便是再珍贵而具有价值的文本，在孩子们渴望新奇的眼里也变得不值一提。

父母或许可以强迫孩子们阅读，却无法强迫孩子在阅读中吸纳到东西。超过了睡前故事的年龄，他/她的身体或许受你的掌控，但他们的那颗小脑子里想的东西早已信马由缰。什么好的阅读习惯关系到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和感情，这些孩子们是不会懂的。错过了培养一个孩子正确阅读习惯的年龄，再想去做这件事，在今天看来，犹如针眼里走出一头羊驼。

以我这个平时还算读点书的人的阅读经历来看，你说的一些作家，我们下一代人甚至我们这代人之中有些人恐怕都很难接受他们的写作方式，这和我们不太相同的成长环境有关。更休谈他们能给我们带来愉快的阅读体验，贾平凹的小方框败给了安妮暧昧却直接的性描写，路遥平凡的世界敌不过郭敬明“逆流成河的悲伤”。 我这样说，并不代表他们的作品不优秀。这个时代轻浮而粗糙，缺乏细腻的感情，缺乏价值观的伸张，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出的写着火星文的孩子，说实话，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致和大气，对于改革开放后充满浓郁生活气息文字的欣赏，对于破碎时代里的思想沉淀，他们懂个屁。在这样的年代，拥有这样惊人的代沟，实在是一个很难缝合的困境。

我曾经在都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书店里留意过欧洲的年轻人喜爱的书籍，几乎每一个书店里卖的最好的都是《哈利波特》和《暮光之城》，这些按照访谈里的划分，可以说算是写的比较好的“类型文学”和“种马小说”。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演义小说，看说岳，薛仁贵，也喜欢那个时候为主流文艺界所不齿的，认为思想低级庸俗的，家长们也视之为洪水猛兽的金庸古龙甚至隐秘的金瓶梅这些曾经的“类型文学”，然而如今，虽然我也不读这些了，他们却早已被主流接纳并吹捧。我的意思是，每一个人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修正阅读的定位，时代也会修正他们对于文学类型的看法。这说到底是审美观的改变和宽容，我们不再只把那些把人激励的青筋暴起的小说，把人的心灵暖的像鸡汤般的散文，把那些带着浓厚批判和愤怒讽刺的杂文当作文学天经地义的主流。《魔戒》能有什么意义，《暮光之城》又能有什么情怀？畅销书的背后不止是荒谬，也是大众的审美。小年青们热爱他们胜过获得诺贝奖的作家，胜过大师们若干年的呕心沥血，我只是觉得这其中是并不需要背负太多教育家似的忧心忡忡的。

在目前，我们需要的是一些诱饵，这些诱饵甚至看起来是低级的，消遣的，没有思想的，然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让他们重新拿起书本，而不是鏖战在艾泽拉斯那些数不清的副本里，或者某些更为堕落的“手指游戏”中。我们现在不需要用热爱和励志来对他们进行狂轰乱炸，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对他们进行二次引导，否则我们丢掉的是一代人读书的兴趣。让他们在语文课枯燥的文本和语文老师唾沫星子以外发现阅读汉语的快乐，让他们在饶雪漫的言情里保持清新和美好，让他们在偶像韩寒的愤世嫉俗中获得一些简单的思考，让他们免受那些更让人烦躁的和谐，代表和电击。

当年，西方人定义的二战后生命空虚的“垮掉的一代”，那些年轻时候无聊的朋克和嚣张的嬉皮，那些充满了欢腾和猥亵的小说作家艾伦·金斯堡和凯鲁亚克们，他们并没有垮掉。相反的，他们那一代人给我们带来了信息革命，生物工程和后现代主义。一代人不会轻易的被摧毁，相反，他们会依靠着自己的才华来彪炳时代的凶险和伟大。因为在貌似集体迷失的年代，总不乏清醒者引领着人们杀出重围。“类型文学”也许不是我们以往定义的好书，但他们能让阅读的脉络变得简单轻松毫无压力。爱读书而且聪明的孩子，依然会像sarah姐那个时候一样摸索着去往更广处阅读，然后从那之中读出伤感，读出忧虑，读出一无所有，读出拥有一切。

我很同意路金波最后说的那句话：“所有成功的商业价值观都是好的，我们通过商业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有点梦想，有点英雄主义，有点道德。”我以前有点瞧不起他，但看完这个谈话，我的对这个商人的印象有点变化了。

朋友F和Z的故事起源于google。那时候Z要来爱尔兰，于是他在输入框中敲下了汉字。搜索的结果之一是个某个女孩的个人页面，后来那个女孩成了他的女朋友。Z跟我这么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十个月前的R，对她而言，我也是那么从google里走了出来，走进了她的生活。尽管如今我们早已人海茫茫，天各一方。

无聊的时候，喜欢在搜索框里瞎搜索一些东西，这是我的恶习之一。变换的关键字总能让你发现有趣的东西，一个IT民工下班后的艳遇，一段非主流用火星文字描述的爱情，几张很低俗很暴力的图片。茫茫的比特海在现实中的映射其实是茫茫的人海，二进制在每一台计算机的终端前汇聚成一个鲜活的人，随机性的相遇往往巧妙的隐藏在其中。我家的黄博士便是靠着这种随机性找到了我，并开始了他在都柏林并不太快乐的生活。

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发现了google其实有媒婆的功能，你随时可以用它去发掘一枚鲜活的宅男和一个寂寞得紧的剩女。人去留声，雁过留毛，大部分网民没有007般的素质，差不多都会在上网的过程中逐渐留下越来越多的痕迹，你的年龄，星座，性格甚至不为人知的嗜好都会过分残忍的暴露在googler的面前。人们对邂逅的东西往往有着强烈的快感和新奇，在互联网上依靠关键字而得来的缘分，也说明了某种程度的气味相投。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成长，居住，旅游，也或者仅仅是热爱过同一句话，同一部电影，同一本书，我们常常会被某个博客或者个人主页吸引，在一个即时通讯工具遍布的互联网，相识和相遇真的不是什么困难的命题。以互联网千千万万和服务器，主机和个人电脑里海量的数据作为保障，相形之下，那些什么“世纪佳缘”之类的婚恋网站里的资料就单薄的不值一提了。

不过google的技术精英们可能看不起这项深入生活实际的应用，也无法将其发扬广大。他们可能觉得这项如同居委会大妈一样的社会功能太平民太庸俗，他们无法将商务化的功能里再添加一个求偶标签，无法像他们的合作伙伴Yahoo一般拉皮条似的在个人邮箱的底下赤裸裸的写上“你想认识同城的TA”吗？他们一个劲的在瞄准着“云计算”和语义分析，瞄准着如何更不露痕迹的将广告植入搜索结果。不过同样作为搜索引擎，李彦宏前些日子在百度的技术大会上说的一番话仍旧点出了搜索引擎的未来，他认为搜索引擎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仅仅是帮人们寻找，而是帮人们解决，甚至是生活中一切鸡零狗碎的问题。比如，李大妈在搜索框里打上，今天去哪儿买菜。搜索引擎要告诉她今天最新鲜和最便宜的菜市场地图。这番话提供了在搜索引擎里找一个情人的技术可行性以及合理性。和菜头曾说他的博客就像一个婚介中心，对于互联网这个虚拟的花花世界来说，我觉得他那儿最多算一个办事处。互联网的精神在于交流，所以，和人相识实在是太稀松平常的事。我一直相信的是，google搜索的不仅仅是另一台计算机，一段信息，一个页面，而是人类和他们的寂寞。

今天是七夕中国情人节，古谚云，信google者得永生，在今天，我知道有人会通过google找AV，有人会通过google寻找下一趟班机和始发的时刻，也有人会用google搜索“如何搭起一座坚固的鹊桥”。搜索引擎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破解了丘比特的密码，让互联网里每一根链路上盘绕着月老的红线。所以当愁嫁的姑娘们在google搜索框里输入，google啊，请赐我一个精壮的大叔吧，便可以在明月如盘的夜里，拖着腮帮子，静静的等候着某个男子顺着藤蔓爬进你的窗台。

在互联网上火了几次的央视的大裤衩最近又成了热门，设计师库哈斯在他的书《content》（注一）中的插图明白无误的告诉了十三亿中国人这样一个让人深囧的事实：那不是什么官方说的代表思维的“智商低下之窗”，也不是坊间流传的什么“美人出恭图”，那个大裤衩以及其副楼的灵感，说到底还是印证了让中国人足以羞得满脸通红的猥琐想象。库哈斯，这个来自世界性都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他盖的不是楼，而是盖出了所有人类共有的寂寞。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的建筑界精英和民族青年们是不是又要以头擂墙，争相吊颈了？伟大首都的新兴地标建筑，被一个老外用来充分表达自己的黑色幽默和情色造诣，这对中国人来说早已足够尴尬。如今，他还把这个事实在新书里公之于众，这样的罪大恶极，如不把其抓来喂三鹿送黑砖窑，怎解国人那心头之恨？其实对于讲究风水，喜欢研究建筑象形，而且意淫无极限的中国人来说，在民间得到这样的答案其实并不困难。即使我们对现代主义，对波普艺术，对建筑学中所谓的异质同构一无所知。中国建筑界曾经也早有人隐晦的指出了央视大楼在造型上的不妥之处，只可惜因为话语权和决策权的问题而没有得到重视。当年央视副台长说：“肯定没有那样的意思。”而如今“智窗事发”，我知道有关领导们肯定难圆其口，是不是琢磨着又该找人去放把火了？ 

一张在皇城视野里的天地交合之图，在一个古老而文明的城市里的确不太美观和谐。然而交合又不是竖中指，这其中原本没有一点侮辱国民的意思，除非我们过于自恋，觉得堂堂华夏礼仪之帮，外人胆敢造次。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艺术家出于自身艺术情趣的热烈表现，而那些口口声声被这种猥亵观感伤害到民族感情的同胞，难道你不是这种情趣下的美好产物？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容忍一个世界公认的杰出艺术家在在自己的土地上随意施展甚至撒野，表达出本民族的审美观中不太靠谱的作品，是他们国民性中宽容自信的一种表现，更何况我们连国家歌剧院都忍了——那个鬼东西活像长在北京这张老脸上的一颗青春痘，看着都让人觉得蛋痛。 

当年华人建筑师贝聿铭在修卢浮宫的入口金字塔时，有人断言说，那将是巴黎脸上的一道疤。时间证明，巴黎并没有因此被毁容，那座精致的玻璃金字塔也逐渐在世界人们的心里变成了巴黎风物的一部分。一个城市的气质不会因为一座孤立的建筑所破坏，没有城市会脆弱到这样的地步，即使它表达的意境在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中被描述的足够让人感到心神不宁，很黄很暴力。更何况，城市气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会在一些新兴的事物里自我修正，会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逐渐充实，难道如今的希腊还到处都是加特农神庙似的建筑？北京城古老文明的背后是一座广厦三千，宅地奢华的国际大都市，也是一个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政治权力中心，在这样严肃而不折腾的气氛中，竖起这么一个春意盎然的建筑，隐晦的点出了世界人民心中日思夜想的共同愿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年之后，那句奥运口号终于在北京被严重的切题了。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建筑在建造初期是命运多舛，坎坷不安，大师艾菲尔修艾菲尔铁塔时，塔下非议的声音即使站在塔尖都能听到。一些巴黎市民看到那个庞然大物后几度昏厥，有人专门绕道而行，这其中还包括几个著名的大文豪莫泊桑和小种马。事实证明，文科生们常常很难理解一个理工科学生善美的心。建筑的伟大在很多时候，除开这个建筑本身的建筑精神和结构，更多是被在其背后这个城市里居民的叽歪，咒骂甚至过份解读中表达透彻和修成正果的，这几乎是一座建筑不朽的必经之路。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既成的事实，与其像一个少女失身一样的捶胸顿足悲愤交加，整日以泪洗面，还不如在茶余饭后对此神迹意淫调侃，插科打诨。这有利于世界重新认识北京，认识这个国家和它在很多年里都假正经的人民。说到这里，我想起我当年报考大学时候忍痛放弃的建筑专业，如果当时努力坚持一下的话，那么我现在的理想恐怕就是去华尔街修一座天安门了——这下那些资本家们该老老实实了吧。  

我们常常在美国的灾难电影里看到倒塌的艾菲尔铁塔，自由女神，断裂的大笨钟和旧金山大桥，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在看到在洪水地震原子弹爆炸等世界末日中上下起伏翻飞的大裤衩了——前提是这样的镜头不被广电总急的话。当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鱼窜在北京的大街上，随便抬一下头就可以瞅见那灿烂的还会反光的明媚春宫，人类的心心相印会在此刻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相视以一种默契的坏笑，想想那都是多么让人意气风发和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一件事啊。假以时日，我相信我们必定会赞美这个大裤衩对于北京和中国独特的贡献，赞美这蹲有伤风化的央视美臀，以及从这片土地里雄雄勃起的美妙阳根。 

注一：此书出版于05年，不过只到近日其意图才被库哈斯的学生核实。 

央视的主楼和副楼，传说中的“女上位”。

在欧洲很多的传统城市里，酒吧几乎代表了当地人夜生活的全部。这些寄生于城市生态系统里的酒吧，理所当然的承载了很多经典的场景：我仿佛看见了罗丹与他情人的幽会，看到郁郁寡欢梵高的抿着他的伏特加。看到了青年黑格尔学派在柏林希贝尔酒吧与当地的政治精英舌战——他们的唇齿间，那些兴奋的酒沫里，欧洲一两百年的未来已经在争吵中有了粗略的预演。实事求是的讲，酒吧对于都柏林城来说，可能并不如利物浦等英伦三岛的港口城市一样标签化的厉害，却也不仅仅是一种代表城市风物的装饰，那更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都柏林人，他们可以把总统府搬进公园，把议会和使馆区放在远郊，然而却无法容忍自己生活的区域没有一座营业到午夜三更的酒吧。

爱尔兰人是一个达观的民族，即使在被英国统治长达六百年的历史里都不曾磨灭自己独特的民族性。维京人登陆之后，那种带着海盗风格的半海洋文化，更是在凯尔特人这种当时还具有着原始风貌的人种的血管里沉淀下来。在有海盗横行的海域，沿岸的城市总会繁荣大批的妓院和酒吧，这些足够通俗的副产业，几乎成为了海盗们昂扬向上努力工作的动力，由此带来的故事，当然也随之成了凯尔特民间文学丰富的素材仓库。

都柏林是一个乡村而又国际化的城市，这里没有高楼，没有地铁，没有巨大而缤纷的时尚卖场，然而你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却可以轻易的找到操着不同语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群。都柏林作为一个旅游城市，酒吧是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所注定的风景，正如詹姆斯乔伊斯非官方却重量级的推荐：“错过了酒吧，你就错过了都柏林。”都柏林的酒吧一般不大，我见过一间最宽敞的也不过二十来张桌子。游客们在这个方寸之地互相交流，问候，在同当地人的交谈中了解爱尔兰的文化习俗，这恐怕是比去国家博物馆更简洁的方式。

都柏林利非河以南的temple bar（酒吧圣殿）是整个城市最著名的酒吧区，传说U2的主唱波诺在都柏林的时候便会经常光临于此，其中有一些酒吧已经有上百年经营的历史。每当夜幕降临，圣乔治海峡冰冷的海风灌了进来，整个城市开始冷却，然而这个时候却是街头的酒吧欢腾的开始，它们就像一只只炙热的充满活力的细胞，在每一根毛细血管的末端用尽全力的舒张着。这些酒吧灯光昏暗，也并不喧哗，人们在里面嗡嗡细语，时而发出酒杯碰撞的声音以及放肆的大笑。单纯而内敛的爱尔兰人这一刻在酒吧里充分的释放自己，让每一个初来乍到的客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和窘迫。凯尔特神话，民间故事，甚至浑段子，在酒杯的觥筹中，在交错的人群里升腾着，流传着。都柏林酒吧的亲和，便在于它的气氛能让异乡人轻易的忘记了他仍在旅途。

像这样的都柏林酒吧，会出现在乔伊斯笔下的邮局小职员布鲁姆曾行走过的每一条街道，会出现在《都柏林人》中刻画的每一个充满着生活气氛的场景，会出现在每一个你自以为偏僻荒芜的街角。爱尔兰这个地处偏远，在云与山的彼端的境外之岛，因为物质和资源的稀缺，历史里不乏苦困的岁月，不乏大批离乡背井的都柏林人。在所有说英语的美国移民里，最穷最潦倒的就是爱尔兰人，他们其中曾经有很多人甚至沦落到和当年最底层的华人以及非洲裔黑人一起修美洲铁路的境地。然而他们离开故乡的时候，却连同着把他们热爱的酒吧一起带走了。如今合众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就有很多爱尔兰风格的酒吧，卖着Irish威士忌和浓黑的吉尼斯（Guinness），那些耄耋的爱尔兰老人，坐在吧台边，在晕暖迷蒙的酒气里吐着让人怀念的“乡音”。




曾获得奥斯卡奖的爱尔兰电影《Once》（曾经）大部分都是在都柏林的街头取景，那部电影用民谣表达了一段发生在都柏林的美丽爱情。在都柏林的街头你自然可以看到那样的街头艺人的弹唱，然而在都柏林的酒吧里，你却可以听到更加正宗和专业的爱尔兰民间文艺表演。爱尔兰当地传统艺人吹奏着爱尔兰风笛，小姑娘小伙子们伴随着旋律，展现着节奏感强烈的舞蹈。用大河之舞征服了世界的民族，在一个个局促拥挤的酒吧里，他们牵着手，欢快的旋转，跳跃，穿插，即使像我这样因为对于舞蹈笨拙的自卑感而稍显沉闷的东方人，也很难不打肿了脸上前去扭一扭。

除开游客们的好奇，酒吧对于当地人最大的功能便是看球。都柏林人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不亚于欧洲任何一个城市。我初到都柏林时，曾短暂的在一家酒吧打工。每逢英超和英式橄榄球（Rugby）赛日，酒吧便人满为患，酒水销量奇高。在这个时候，酒吧里的情绪会随着比赛的进行而变化起伏，我常常祈祷他们支持的球队取得胜利，那种时候的小费便会犹未慷慨。不过即使球队输了，跟臭名昭著的英格兰球迷不同，大部分爱尔兰人沮丧的同时，除了一些倒霉的盘子和啤酒瓶，还是能够保持足够的克制和冷静。

都柏林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登记在案的酒吧却有一千多家。爱尔兰的法律对于酒吧业的规定相当严格，包括绝对的禁烟，绝对的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绝对禁止向二十一岁以下人员出售酒精饮料，绝对禁止通宵营业。这样明确的法律约束带来的不是萧条而是酒吧行业内部的规范。至于酒吧里世界性的亚文化现象，比如一夜情和同性恋，在爱尔兰这个宗教气氛还算浓厚，民风还算单纯的保守国家里并不显得突出。当然，在酒吧里你如果有幸看到湿吻的两个女孩或者男孩的话，你闭上眼睛就是了。不过话说回来，在所有发达的西欧国家夜生活的纸醉金迷里，都柏林的酒吧恐怕一点都不显得奢靡。
　
都柏林多雨，报纸上的天气预报里从来都没有准确的预报，只有当日降雨的可能性。于是这里的草场丰润，树木葱郁。爱尔兰向来是个疗养情伤的圣地，这也是当年简奥斯丁和《简爱》的女主人公都曾向往的地方，是欧洲人大陆外的桃源。酒吧对于都柏林来说，是他沧桑文化和历史变迁中的一部分，它们养出了一代代热爱生活的都柏林人以及他们赖以自豪的英语文学。来这个国家两年，常常纠心于冬天里常年的阴霾，寒冷的无法户外运动的日子，酒吧就是都柏林人社交的中心，在圣诞树下，它温馨的气氛就好似来自热带的洋流。很多中年发福的爱尔兰人大腹便便，就像一只只庸肿的北极熊，在每一声对你笑盈盈的问候中都带着难以消散的酒气。我有时候甚至在想，爱尔兰人对于酒的随意和纵情，或许有着一些为了平复历史伤痛和麻木而带来的后遗症。六百年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战争和内战造成的宗教冲突和民族分裂，爱尔兰共和军无休止的恐怖行动，换成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几乎都是无法承受的历史之重，正如叶芝曾悲伤的说道：“世界充满了哭泣，超过你能理解。”

“黑暗潮湿的夜正在来临，法林顿渴望在酒吧度过这个夜晚，在灯光的照耀下，在酒杯的碰撞中，和朋友畅饮。”（乔伊斯）

当黑暗的潮水开始涌进这个城市，钻进一个酒吧，点一杯吉尼斯，用舌尖触摸着黑啤的泡沫，回味着烘培大麦芽的焦香，看着酒吧里眼神暧昧的金发女孩，随着这个逐渐融化的城市，慢慢下沉。这注定又会是一个透彻心扉的，诱人的都柏林的夜晚。

平媒约稿。转载注明作者。

在缅甸追求民主，是一国民作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与平等的成员，过一种充实全面、富有意义的生活的斗争。它是永不停止的人类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证明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他自然属性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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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9日，缅甸法院判处64岁的昂山素姬3年监禁，原因是违反软禁法擅自和一个泅渡到她住宅的美国人会面。这已经是她的第四次被判处软禁和入狱，这个曾经的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诺贝尔奖获得者，缅甸独立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在她祖国的监狱里已经渡过了三分之一生命。文章前面的话，是昂山素姬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写给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她当时身处缅甸仰光郊外的私宅，门外的层层的看守让她寸步难行。

和前不久逝世的阿基诺夫人一样，昂山素姬在早年并不想参与政治，作为一个女人，她热爱艺术，熟悉英国文化的她，还热爱英伦摇滚和古典乐。即使她拥有着强大的政治血统和遗产，早年的她也更想在爱情和美满的家庭生活中度过一生。和很多东南亚人的信仰相似，她是虔诚的宗徒，试图用整个生命来寻找人生的极乐和通向往生的净土。如果不是她母亲的突然的大病，也许她如今仍然住在伦敦的公寓，把3英镑的芝士蛋糕作为早餐，也许仍然和很多英国老人一样戴着老花镜读着报纸，在她的膝盖上或许还会有一直毛色绒白的纯种波斯猫。

一九八八年回国照料中风的母亲是昂山生命中的转折，还是和阿基诺夫人一样，她们始终无法逃避自己沉重的命运。她目睹了在那一年里，缅甸人民反抗军政权独裁者的起义以及随后的镇压。她为缅甸血腥而恐怖的政治气氛而感到震惊，在仰光瑞德贡大金塔西门外广场集会上，她发表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公众演讲。关于这段历史，她的一篇传记上有着这么含情脉脉的描写：

“1988年8月26日，仰光近百万群众在瑞德贡大金塔西门外广场集会，昂山素姬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民众发表演说。在她首次公开发表重要演讲的前夕，政府散播有关要刺杀她的谣言，但她对任何威胁都是温文不惊。“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在集会上，她一身雪白的长裙，宛如一只从仙境飞来的白天鹅。她那慷慨激昂的神态、铿锵有力的声调、掷地有声的言词，令所有在场的民众印象深刻，并让他们想起了她的父亲昂山，“父女两人如同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缅甸人民发现，他们盼望已久的领袖诞生了。”

在被软禁的前前后后二十多年里，她拒绝了缅甸政府将她驱逐出境以换取自由的条件，也拒绝了英国政府利用外交手段将她接回英国的请求。这样的决绝与勇敢，甚至让她失去了见她丈夫最后一面的机会——牛津大学有名的西藏文化教授迈克阿里斯，他们结婚二十七年，养育了两个孩子，在患癌症去世前的十年里仅和昂山见面五次。

而今天，昂山又要再次回到被软禁和监视的生活——这二十年来，我想她早已熟悉这样的一如既往的被限定自由的生活，也一如既往的毫不放弃，她背后的人民和祖国。每逢看到这样的故事，总让我对于残酷的二十世纪人类史重新燃起一些温情和敬意。这种敬意让我一度觉得那些在风灾和水患里自生自灭的缅甸人并不应该对这个濒死的国家绝望，让我觉得我仍然处在一个有人会为了价值观而牺牲一切的理想时代，让我觉得为她撰文写自传为她歌颂还为时过早，因为她创造的历史和传奇仍为完结。

独裁者的监牢真是个神圣的地方，二十世纪无数个政治明星和人类偶像都在此诞生和涅槃。弱智的独裁者们天真的以为软禁，监狱和子弹能消除那些反对统治的杂音，却反而让身陷囹圄的他们增加了圣人的光环。因为他们的落难，让我们觉得我们也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牢笼里，身后是整个国家的人民在恐惧里投射出的阴影。正是因为那些人为我们点燃了一丝光亮，于是我们才得以在黑暗里继续前行。我们渴望打破卢梭三百多年前对于国家暴力性质的预言，我们渴望温柔和和平，渴望在每一支枪杆里插上一朵盛开的玫瑰。只要有一天他们的人民还记得，他们的牢房是为谁而坐，他们的自由是为谁而失去，那么他们就注定会有着被他们群情激昂的人民高高敬仰和供奉的一天，那么铁窗内的那片阴暗黑湿的方寸之地就注定是英雄们不朽的摇篮。

P.S.:著名的爱尔兰歌手Damien Rice曾把昂山素姬年轻时的照片印上了专辑封面。

里面有这样的一首歌：

Come and see me
Sing me to sleep
Come and free me
Hold me if i need to weep
Maybe it's not the season
Maybe it's not the year
Maybe there's no good reason
Why i'm locked up inside
Just cause they wanna hide me
The moon goes bright
The darker they make my night
　　　　
Unplayed pianos
Are often by a window
In a room where nobody loved goes
She sits alone with her silent song
Somebody bring her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