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漂流记·漂来又漂去

    对于喜欢祷告的人来说，上帝和连岳的区别在于连岳赞美禁果。
　　
　　作为一个流行的鸡汤作家，如果写情感的时候摆出一个传教士体位，时刻为爱情庄严布道，唱赞美诗，那么复杂的现实很可能他难以自圆其说。在很多时候，给连岳写信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即使你是在匿名的情况下。我一直对给连岳写信的那个群体保持好奇，其实从个人心理的角度分析，写信的都差不多是感情生活中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类人，不然也不会有情绪去假装告解。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心态能让他们压制住那种小矫情，反而以一种苦逼的面孔将他们的雄浑壮丽的私生活娓娓道来。文本有一种浮夸的力量，漂亮的文本更是如是，这其中小三们的信更是文采飞扬，就像要造反前的檄文，原来很二很混乱的男女之事被文本一表达便变得楚楚动人，让人心生怜悯，觉得浮生若寄，而不去管他/她先前干了多么操蛋的事。
　　
　　除了一些被性侵犯后的娇花自怜，苦逼们无数的爱情样本解构出来无非于两种类型，一是我爱你，你他妈却不爱我，二是我总是爱你，你他妈却不总是爱我，样本大多很哀怨，也有婉转一点的，百转千回一点的。两情相悦很难，之后的相忘也难，所以纠结，纠结到写信给别人。匿名是安全的机制，安全到可以把人性里最阴暗的地方拿出来晒，可以向人家炫耀被你扎成刺猬的巫毒娃娃，信写出去就好像是别人的事，坐在观众席上或是频频抹泪，或是微笑点头，都说人生如戏，看到别人被连岳苦口婆心，被生煎活剥，我们感到很爽很高潮。
　　
　　失去了教条和宗教的约束，不得不承认，在所谓爱情的战场，性比爱更加冲锋在前，现代社会里的男女关系是复杂的，复杂到足以让很多人相信英国皇室曾阴谋制造一桩惨烈的车祸。但另一方面，我们从来都不具有道德批判的权柄，一对奸夫淫妇的背后或许也有缠绵悱恻的故事。很多悲剧的形成在于恋人们把爱情的神圣化，天长地久是存在的，矢志不渝是存在的，但这个过程中却绝不可能完全和谐，好男人在床上不够孔武有力，给你鱼水之欢的人却是个恶棍，我们在某个时期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迷人的人都是混蛋？都二十一世纪了，还有太多的女孩们把“献出自己的第一次”当作是给男人的结扎手术，一说起来马上泪蛋四溅，怨念丛生，“我已经把最宝贵的给他了，他居然还...”。这样的忠诚最多维持到天亮，毫无价值可言。偏执一点说，即使是再忠贞的男人，一只丝袜，一件低胸的晚礼服都足以让他精神出轨，这，原本是太生物本能的事了。除开床第间的幸福指数，我们固然要有更多的东西去抓住Ta的心。
　　
　　从第三本《I ask lian yeah》 里看来，我们这个国家里的黄种人的爱情有逐渐“白化”的趋势，什么同性，兄妹，一夜情，3P，炮友，连岳提问者的样例在多元，读者的口味也逐渐变重。传统中的青梅竹马，童话里的王子公主，都在书里被证明了不是绝对稳定的共价结构，而导致了易燃易爆物的生成。大多数人在爱情里都缺乏自卫的能力，受了伤害，却又傻乎乎的不可自拔。苦逼便是这样熬成的。然而如连岳说的：“写了六年，看多了荤腥杂乱的故事，所以也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相信爱。”这句话如爱的本质一样矛盾。相信爱，却始终对爱的人保持警惕。爱ta，可以妥协，但绝不放弃尊严，这是连岳在三本书里一直在强调的道理。所幸的是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于是连岳们便可以继续面对苦逼们的诉说，继续出他的书。

在我的豆瓣日记里转贴的《路金波访谈录》后，sarah姐这么写道：

    “不敢苟同这位路先生对作家的定义，如果作家只是写点鸡零狗碎的东西供大家消遣、不提供任何思想的写手们，那看这些作家作品的孩子们就是浪费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这种消磨的过程也只会让人变得颓废和烦躁。
　　我不知道为什么作家必须迎合某些消遣需要而不是提供深刻和有意义的东西呢？
　　我这个70后小时候读过不少小说，对成长中的我很有意义。我没觉得是谁解决了我的阅读问题，但对不少作家印象深刻：查建英、程乃珊、谌荣、铁凝、贾平凹、刘恒、刘震云、苏童、刘亚洲、毕淑敏、史铁生、刘心武、方方、池莉、曹明华……，即使没有这些国内的作家作品，也还有白先勇、三毛、龙应台、李昂、余光中、朱天文、席慕容等人，当然还有张爱玲、丰子恺、胡适、梁遇春等近代作家，更不用说国外多如星辰的作家作品们……我就不明白，怎么没有了郭敬明，我们就会失掉读书的一代人呢？
　　　　如果文学不是像今天这样商业化，也许孩子们可以读点更有意义的东西。他们不需要某个人先在QQ上笼络住他们，然后再被以这种偏激思想者的方法来洗脑……这个听起来可真是荒唐，即使我也觉得韩寒不错，却对路先生这种商业模式的思路可真不敢恭维。”

                                                                                                           
Sarah，

最近你给我的几封信，观点我基本上都很认同。但这篇访谈是我觉得你并没有认真的读他的话，或者说根本是批判态度太强烈了。

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说，阅读的兴趣最为重要。去年温大妈的电影《Reader》里面，当伯格为汉娜读的是一本很有名却无趣的书的时候，汉娜总会说，换一本吧，不想听这个故事。像汉娜这样对于阅读有饥渴却无能为力的人来说尚且如此，更何况如今的一些不热爱阅读的顽劣孩子了。所以，路金波在访谈中有这一样的一句看起来有点为自己涂脂抹粉的话，他“针对的是不读书人的阅读问题”——我知道作为一个商人，他的本能是决不可能拥有这般普渡众生的崇高的。按凯鲁亚克的说法，在这个注意力“支离破碎的年代”，要让一个人，安静的读完一本书，这是比让他只身穿越一片大陆更为困难的事情。更何况，大多数人读完之后，还无法安静的做一场爱。

所以，为孩子们培养阅读兴趣是犹未重要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我的阅读习惯是被我的奶奶和一位语文老师培养起来的。只要是阅读，我的父母不吝为我花每一分钱，不管是报纸，杂志甚至漫画。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批理想和情操皆备的适龄书籍供我们阅读和分享，所以你或许以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书，他们的注意力迟早会转移到另外的“高尚”读本身上。这在我奶奶们的青春期，在所有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本语录上的60年代可能是这样，在我父母长成的，那些无书可读的70年代可能是这样，在Sarah你长成的伤痕遍布却还算昂扬向上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可能也是这样，然而在现代，在网络接入了我们生活之后，一切都不是这样了。太多新鲜的画面与刺激，太多感官的诱惑和享受，即便是再珍贵而具有价值的文本，在孩子们渴望新奇的眼里也变得不值一提。

父母或许可以强迫孩子们阅读，却无法强迫孩子在阅读中吸纳到东西。超过了睡前故事的年龄，他/她的身体或许受你的掌控，但他们的那颗小脑子里想的东西早已信马由缰。什么好的阅读习惯关系到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和感情，这些孩子们是不会懂的。错过了培养一个孩子正确阅读习惯的年龄，再想去做这件事，在今天看来，犹如针眼里走出一头羊驼。

以我这个平时还算读点书的人的阅读经历来看，你说的一些作家，我们下一代人甚至我们这代人之中有些人恐怕都很难接受他们的写作方式，这和我们不太相同的成长环境有关。更休谈他们能给我们带来愉快的阅读体验，贾平凹的小方框败给了安妮暧昧却直接的性描写，路遥平凡的世界敌不过郭敬明“逆流成河的悲伤”。 我这样说，并不代表他们的作品不优秀。这个时代轻浮而粗糙，缺乏细腻的感情，缺乏价值观的伸张，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出的写着火星文的孩子，说实话，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致和大气，对于改革开放后充满浓郁生活气息文字的欣赏，对于破碎时代里的思想沉淀，他们懂个屁。在这样的年代，拥有这样惊人的代沟，实在是一个很难缝合的困境。

我曾经在都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书店里留意过欧洲的年轻人喜爱的书籍，几乎每一个书店里卖的最好的都是《哈利波特》和《暮光之城》，这些按照访谈里的划分，可以说算是写的比较好的“类型文学”和“种马小说”。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演义小说，看说岳，薛仁贵，也喜欢那个时候为主流文艺界所不齿的，认为思想低级庸俗的，家长们也视之为洪水猛兽的金庸古龙甚至隐秘的金瓶梅这些曾经的“类型文学”，然而如今，虽然我也不读这些了，他们却早已被主流接纳并吹捧。我的意思是，每一个人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修正阅读的定位，时代也会修正他们对于文学类型的看法。这说到底是审美观的改变和宽容，我们不再只把那些把人激励的青筋暴起的小说，把人的心灵暖的像鸡汤般的散文，把那些带着浓厚批判和愤怒讽刺的杂文当作文学天经地义的主流。《魔戒》能有什么意义，《暮光之城》又能有什么情怀？畅销书的背后不止是荒谬，也是大众的审美。小年青们热爱他们胜过获得诺贝奖的作家，胜过大师们若干年的呕心沥血，我只是觉得这其中是并不需要背负太多教育家似的忧心忡忡的。

在目前，我们需要的是一些诱饵，这些诱饵甚至看起来是低级的，消遣的，没有思想的，然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让他们重新拿起书本，而不是鏖战在艾泽拉斯那些数不清的副本里，或者某些更为堕落的“手指游戏”中。我们现在不需要用热爱和励志来对他们进行狂轰乱炸，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对他们进行二次引导，否则我们丢掉的是一代人读书的兴趣。让他们在语文课枯燥的文本和语文老师唾沫星子以外发现阅读汉语的快乐，让他们在饶雪漫的言情里保持清新和美好，让他们在偶像韩寒的愤世嫉俗中获得一些简单的思考，让他们免受那些更让人烦躁的和谐，代表和电击。

当年，西方人定义的二战后生命空虚的“垮掉的一代”，那些年轻时候无聊的朋克和嚣张的嬉皮，那些充满了欢腾和猥亵的小说作家艾伦·金斯堡和凯鲁亚克们，他们并没有垮掉。相反的，他们那一代人给我们带来了信息革命，生物工程和后现代主义。一代人不会轻易的被摧毁，相反，他们会依靠着自己的才华来彪炳时代的凶险和伟大。因为在貌似集体迷失的年代，总不乏清醒者引领着人们杀出重围。“类型文学”也许不是我们以往定义的好书，但他们能让阅读的脉络变得简单轻松毫无压力。爱读书而且聪明的孩子，依然会像sarah姐那个时候一样摸索着去往更广处阅读，然后从那之中读出伤感，读出忧虑，读出一无所有，读出拥有一切。

我很同意路金波最后说的那句话：“所有成功的商业价值观都是好的，我们通过商业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有点梦想，有点英雄主义，有点道德。”我以前有点瞧不起他，但看完这个谈话，我的对这个商人的印象有点变化了。

很久没有这样旗帜鲜明的说热爱某一个作家了，尽管这是一个大爱泛滥的时代，畅销书榜单上稍有人气的作家和学者都会被娱乐通俗化，再珍贵的文本和叙述在不负责任的吹捧下都会散发着虚伪的忧伤和山寨的气息。梁文道的《常识》中全是一些很朴素的短文，白色的封面，没有很多浮躁的出版商的鼓噪，看起来跟他的为人一样清淡。之前曾经常常看他在凤凰卫视主持一个有关读书的节目，我喜欢那种毫不做作的书卷气，我知道，在一个繁华的都市里参与各类文化活动的同时，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并热爱阅读，对都市人来说这是一件日渐艰难的事情。

我都已忘记了什么时候开始看道长的文章了——读书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件颇为无心的乐趣。这个身处香港的读书人给我的感觉是一种不失激情的温柔，每一篇文章感情充沛的同时，也维持着足够的规矩理性。年近四十，信佛，热爱文化，关心时政，这样的人，很难让人不给他套上一层理想主义的光环。而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原本就是可爱的。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会拿出梁文道的《常识》来看一两篇，很短小的篇目，看起来也不费劲，大多是一些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时评，感想，自然不会有太多激进而“出格”的地方。《常识》的书名，给人初看起来似乎有点自大狂妄，但事实上我也觉得，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因为教育的匮乏和不作为，进入“公民社会”所要补的常识课实在太多太多。这其中包括基本的价值观的阐述，包括民族主义和文化冲突，包括政府和社会，人民的关系，包括世界局势，林林总总，但总体来说甚为基础，没有什么标新立异，观念劲爆之处。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突然觉得以这样一种通俗化的评论式语言，来描述一些通俗的却不为大部分中国人所了解的理念，来弥补中国国民里这种对于常识性的缺乏，实在是一种很恰如其分的方式。

民众对政府病态的依赖过后，在情绪上往往都会有一种触发性的反弹。这种反弹往往表现在对权利和自主性的诉求。这个简单的表达其实是对目前中国所有核心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一个尚需讨论言论尺度的国家，鞭笞谎言可能会付出苏格拉底式的代价。就如同梁文道这些评论中所表现出的：毫无掩饰的真诚是一种很昂贵的东西。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知识分子的任务便是对政府保持警惕和批判，爱德华·萨义德也曾说，公共知识分子要增进这个社会的自由与知识的容量，梁道长疾恶如仇，却始终平和有序。同很多与这个体制水火不容的刚烈情绪相比，自有他的稀罕之处。

每天都会看梁道长的博客，他在很多方面的观点对我的启发是难以言尽的。知道他为某个二十周年的忌日绝食，撰文纪念，这样的梁，多了些烟火色，却人情味十足。他的存在，至少为我在读书这一方面确立了一个目标。
我常常觉得，在这个物欲横流，理想沦丧的年代，读书人读书其实不失为一种自卫。而撰文写时评，在舆论上怜悯并守护弱势的他人和同胞，不失为一种卫人。保持人格上的独立而不犬儒，拒绝世俗丑陋们低级的侵犯，铭记历史的真相而不背叛，这恐怕是读书人最基本的目的了。

　    挪威作家乔斯坦在他的那本著名的《苏菲的世界》里的第一句这么写道：“苏菲放学回家了。有一段路她和乔安同行。”
　　
　　有点羞愧的是，作为上世纪末西方社会公认的最优秀的哲学通俗读物之一，这本被当作西方青少年哲学启蒙书的《苏菲的世界》，我二十四岁才第一次读到。我接触西方哲学很晚，大学的时候零零散散的上过一些哲学的选修课程，喜欢上它也是近两年的事情。可能大部分的中国学生和我一样，如果不算那些基础教育里思想政治课中朦朦胧胧而且不成系统的唯物主义理论，几乎就没有受到过任何其他方面的哲学教育。哲学在古希腊语里的本意是“爱智”。抛开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中国人的眼里，这门关于“热爱智慧”的科学，恐怕根本就不会比数学物理这样具有明显社会实用价值的科目更吸引中国的教育业者。
　　
　　你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在这是《苏菲的世界》里的哲学家最开始提出的两个问题。在很多人眼里，《苏菲的世界》恐怕是一部很具有魔幻色彩的小说——不过千万不要以为我说的魔幻指的是托尔金魔戒上铭刻的咒语或者某个男孩头上的闪电疤痕，那也不是伊斯兰世界中神秘的苏菲主义，这只不过是个名称上的巧合罢了。我们所说的魔幻，是指它看起来严肃而温馨情节里却充满了荒诞与匪夷所思。故事发生在挪威，讲述的是一个名叫苏菲的小女孩，在一个陌生的哲学家的引导下，学习欧洲哲学，并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被某个作家创造出来的过程。这不是一本high书，没有大起大落的转折，它按照有关欧洲哲学的历史与文化而展开，平淡，虽悬念重生却波澜不惊。
　　
　　这本书对于没有文化背景的中国学生来说，在理解上的确会有些难度和缺乏系统性。因为欧洲哲学史，说穿了就是一部贯穿着欧洲历史与文化的思想史：
　　
　　从古希腊爱琴海里发源的自然派哲学光芒，到雅典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人在整个欧洲所燃起的燎原的千年智慧之火；
　　从人性被献上神权祭坛的漫长中世纪，到人性复苏的文艺复兴时期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的理性主义和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碰撞；
　　从启蒙运动里人权对于王权和神权的反抗，百科全书派对于自然和理性的推崇，到黑格尔三段式的辩证法以及作为一个哲学家的马克思对人类的终极理想；
　　从基督徒康德革命性的人本主义到二十世纪无神论者萨特以人为中心的存在主义；
　　
　　哲学，在大众的眼里向来是艰深而晦涩的。光是那些“主义”的名词，就足够杀灭我们头脑中并不很充足的智慧。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来说，有个先天性的不足，便是太过于强调主观感受，强调天人合一，从而造成理性和客观的缺乏。黑格尔曾经说中国是没有哲学的。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中国没有类似于西方这样主要依靠理性而搭建的哲学体系，而是更多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在这一点上罗素曾说黑格尔是幼稚的）不过，作为一门关于智慧的学问，我倒是很同意冯友兰先生的话，中国哲学情怀是高于欧洲传统的宗教境界的。至少它其中还有“庄周梦蝶”这样浪漫魔幻的世界观。对于和智慧抱团取暖的哲学家来说，最孤独的事情莫过于自己无法思考和无法拥有智慧。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古典哲学家，他们并不孤独。
　　
　　智慧是哲学的本质，而人生才是哲学的外在意义。《苏菲的世界》里显然更多的注重于人生观的建立。萨特曾说，因为存在高于本质，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构建自己的人生。二十年前那个在山海关自杀的青年说他看到了人类的末日，他死的时候身旁摆着《圣经》和《瓦尔登湖》。他把人的存在构架于理想主义的层面是对幸福的绝对忠诚，但破灭之后却也是对生命本身了无意义的反证。正是因为人生的无望和迷茫，所以很多人便去探求于一种“超越理性”的关怀。维特根斯坦说宗教是人对痛苦的一种“解脱的渴望”，尼采说“上帝已死”，后来又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者“人说，要有上帝，于是便有了上帝”的调侃。其实对上帝的怀疑，也就是人类对于“自我”的迷茫。很多身为基督徒的哲学家都有这样的矛盾，如果说理性是上帝的恩赐，我们是否应该用这种恩赐去探知他？我生命中曾有好几位跟我关系密切的基督徒，他们很清楚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帝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相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基于信仰的事实，却也能很好的给予他们现世的安稳，充实和幸福。
　　
　　哲学中最好的思考方式莫过于提出问题并用理性去寻求解答。人类是理性的动物（毕达哥拉斯），你很难想象，同样的一些分子构成的碳水化合物组成的大脑为什么偏偏让人类拥有了理性，猪就不知道最近正在流行一种以它的名字命名的瘟疫。如果没有理性，我们的地球仍然是宇宙的中心，世界可能还在九头大象的背上。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如果我问人从哪里来，估计有一群人会翻开圣经的创世纪念出他们喜欢的句子，而另外一部分人的思维就会跳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从英格兰出发的小猎犬号上了。西方的哲学，以研究人的理性存在的价值为终极目标。如果真有一个超越一切并代表所有终极价值的“神”存在，那么哲学便是用来和这位神沟通的巴比塔，而理性便是用来建这座塔的石料。这实际是一个在有限的未来里人类无法完成的浩大工程。更何况，我们并不知道，这位“神”会不会在我们建成之前摧毁它。如果你能抛开一切现世烦恼，你会发现，原来哲学的终极命题，虽然没有像精灵公主与独眼巨人带着纯粹的美好或者丑陋，也确确实实如同这座巴比塔一样透露着让人不可探知的魔幻意境。

    两年多关于哲学书籍的阅读，常常让我觉得哲学，仿佛是一架人性的风车，在人性的作用下转动，并引发思考。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雅典娜是个女人，所以在哲学史里，男人们更“爱智”。哲学的世界是男人的世界，鲜有著名女性哲学家的存在。我想，之所以说以女性为观察视角的《苏菲的世界》是一本优秀哲学启蒙书籍的原因，除开作者乔斯坦对西方哲学的通俗故事化，恐怕也是因为行文中浓郁的人文及女权主义气息吧。
　　
　　《苏菲的世界》里的故事主体，不同于柏拉图理想国中那些望着岩壁上投影的洞穴人，而是一个三层嵌套世界里的苏菲与“上帝”的互动关系。作为“创作者”的上校创造了主人公苏菲的世界，而这本书的作者乔斯坦又创造了上校和他的女儿席德的世界。当苏菲得到真相的时候，她没有感觉一切变得虚无和意义丧失，而是希望摆脱这位造物主的干预——小说的最后触及了存在主义的精神核心。从上校的书中逃离，这是主人公苏菲最后的选择。对于这个结局，通常有两种理解，有人说这是在隐喻二十世纪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逃避，也有人说这是苏菲要努力逃脱束缚，并勇敢的完全“自我”。对于作者的立意，我倾向于后一种理解。 人，作为一种拥有开放意识的独立主体，我们应该对所有未知的世界充满无畏和反抗，不管我们从哪里来，不管我们本身多么弱小。
　　
　　“上帝”嗒嗒的敲击着键盘：“人，作为一种拥有开放意识的独立主体，我们应该对所有未知的世界充满无畏和反抗，不管我们从哪里来，不管我们本身多么弱小。”夜里，男孩从笔记本电脑里抬起头。
　　“上帝”这么写道，TA微微的笑了笑。
　　海滨城市无边际的黑夜里，海鸟银色的羽翼划破天空，窗外微风习习，月朗星稀。
　　男孩在想，在这个浩大的世界，他将与谁同行。

 

史家云：太初有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徐来，徐来生万物。
　　
　　我一直觉得钱列宪是个很二的人。这不止是因为他把他的第一本书《想象中的动物》定价为22元。
　　看他的博客，《钱~列宪要发~言》，传说中的中文第一非原创博客，你会觉得这个博客的博主有一种很奇怪的优越感，他转载的材料，就如同这本《想象中的动物》里稀奇古怪的生物一样，五花八门，让我觉得他的背后有一个类似于摩萨德和美国中情局这样的情报网络，从公园里两只狗相撞到UFO坠毁，从慈禧太后的隐秘性事到国家领导人的悲惨晚年，由于大部分内容过于奔放，所以这颗牛博里不断发炎夜尿频多的前列腺终于被某只看不见的手术刀精准的摘除了。
　　
　　说实话，我个人并不太喜欢徐来从他的博客里反射出来的一些东西，激进，愤怒，悲观，消极，玩世不恭。但这并不代表我不欣赏这本《想象中的动物》以古典主义写作的尝试，以及作者本人的才情。可以这么说吧，这本书就像是一个学龄前儿童的图画本，不抽象，不浪漫，不唯美，不矫情，画的可能还不专心，但却处处绽放着想象的光芒。而徐来，只是把它们用文本的方式表达了出来，结合一些拼凑的历史背景，给那些精妙的画面加上了装帧。
　　
　　想象力这个东西是人人都具有的，可受过所谓“教育”的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灵巧的操纵它，有多少人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某一处生长着能够产出绵羊毛的树，又有多少人觉得天空中能有一只能够吐出黄金的大鸟。这或许是我们早已不削于设想的故事。有很多人甚至可以很轻蔑的说他是这是在扯蛋，然而，“想象”的确是一种可以穴居于人大脑中的温带卵生动物。阅读徐来在想象的草原上的信马由缰，没有思维的压力和道德的批判，想必当造物主的过程也是很奇妙的经历。徐来的小故事里文字简朴，然而他手中女娲牌橡皮泥捏出的生物和它的相关的故事却诡异而神秘。这与他博客中喜欢造谣而花枝招展的风格截然不同，我相信这次他是全心全意的在制造谣言，虽然这些谣言或者杜撰不至于能让智商正常的我们去查考动植物百科全书，去考证它们的真伪，但与《镜花缘》，《山海经》这些民间志怪录一样，一份珍贵的想象值得在民间流传——除非可爱的你相信《百鬼夜行》的作者真的在夜晚里，和那些魑魅魍魉们亲切的交谈过。
　　
　　不过我不知道那个介绍上不靠谱的吹嘘是不是他自己写的——什么博尔赫斯式的笔法，什么东方的《魔戒》，如果是真的，那么徐来的脸皮的厚度也足以让他成为一只我们想象中的动物了。
　　
　　
　　
　　“传说古老东方道家圣哲庄周，死后曾隐秘流传一种迷梦法术于人世，可以入梦化境，将梦中所梦之物变成现实的物体。其有两层境界，其下层曰梦造，其上层曰梦遗。师祖庄周子本人曾以梦造之术化出两只蝴蝶，游吟者庞龙以此传说作《两只蝴蝶》传诵于世。千年后吴地有一喜做白日梦之少年名曰徐来，坊间传其继承了失传已久的梦遗之术。据传他梦中遗落于现实之动物，无论飞禽还是走兽，昆虫还是游鱼，均乃前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怪物。乃后世有史家云，太初有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徐来，徐来生万物。”
　　 ——出自北汉·张樾·《彻旦记·梦遗术之想象中的徐来》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公元一八七八年，或许是一个午后，三十八岁的都德在巴黎的公寓里写下上面的句子，他的胸腔里蛮是怒火，他的脸上有泪水。他颤巍巍的笔下讲的是一个普鲁士入侵之后占领区的故事，贪玩的小佛郎士和和蔼的韩麦尔先生，我们不陌生，因为那是义务教育教科书上经典篇章，我们的“最后一课”。
　　最近民族主义情绪旺盛，爱国者和爱国贼们此起彼伏的叫骂让整个舆论和网络环境显得比较狰狞，有种“汝等外族胆敢损我天朝威仪”的姿态。昨天柏杨先生死了，有人流泪，也有人说他“抱台独分子大腿”，还有人说他历史观混乱。但在我看来，柏杨先生始终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爱国者，对岸的我们看不清，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关于爱国的定义和逻辑是混乱而模糊的。在中时新闻里认真读了关于柏杨先生的纪念专栏，夜里躺在床上我不由自主的便想起了小时候的这篇课文，回想中国的教育是怎样为我们定义爱国的。
　　现在的中国，我相信会有无数的年轻人会在外族入侵时挺身而出，会为我们祖国流下都德一样耻辱的泪水，就如同前些日子祥云火炬在国外遭遇到不友好的对待而抗议的中国留学生。然而，这样的爱国主义眼泪虽然感人，却永远是由于外国人或者说某种外在环境和刺激而激发的，当没有这种外在环境外在刺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原子弹似的爱国主义热情不见了，万里江山一片祥和了，这就出现了一个很荒谬的现象：没有外国人我们就无法爱国了，或者说国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就不那么关心了。外国人的侮辱让我们愤怒的集会，游行，声援祖国，却是他们在变相的帮我们激发和表达了来自我们内心的爱国主义。国家还是那个国家，山河还是那片山河，没有外部刺激我们就无法去爱，我们的爱国主义落到实处居然如此单薄。
　　前些天在和菜头的博客偶然看到王怡先生的那篇《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很受启发。里面关于爱国主义总结起来说了两点：一是相同的血缘让我们注定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而爱这个民族就要同时分担和它血肉相连的荣耀和耻辱；二是由于这种血缘的继承关系，所以我们否认一切主权至上，否认一部分高于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可以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权利。简单点说，第一点就是要我们有荣同享，更要有辱同当。第二点就是，我们热爱祖国，所以更应该热爱祖国的平等和自由。
　　柏杨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我很早就看过，大概就是和这篇《最后一课》差不多的时期。柏杨先生其他作品我不想评价。但我一直觉得先生笔下的丑陋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是描写的很透彻的，尽管那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却确实如照妖镜一样照出了一大批中国人人性中污浊和丑陋。毫不掩饰的说，看完这本书后一度觉得当一个中国人是耻辱的，当然也肯定会让一批人产生和我同样的感觉。于是这本击中了中国人死穴的书在台湾和大陆被禁止了多年，柏杨先生也因此被软禁（也不仅仅因此）。正是因为柏杨先生从来都是个彻底的中国人，爱之深，责之切，他让所有的中国人去分担这种切实存在的耻辱，去感受这种人性中的疼痛。有英谚说，实话从来不会让人感到愉快。尖刻的语言是警醒一个人的良药，对于一个沉溺于自身古老文化而不够自省的民族，恐怕也具有同样的效果。柏杨先生有句话说的是“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对所有同胞和对国家的感情，应当犹如苏芮《牵手》中的那句歌词：爱着你的爱，痛着你着痛，悲伤着你的悲伤。
　　很早就移民法国的米兰昆德拉有一句话说：“最糟糕的不在于这个世界不够自由，而是在于人们已经忘记自由。”昆德拉是个反极权的自由主义者，更是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伟大之处表现在，他能够时刻感受到祖国的疼痛，不管是外国入侵时还是当他们撤走后，不管是在捷克国内，还是后来流落他乡。而另一个捷克人，东欧剧变后的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哈维尔曾经因为叛国罪被判处四年徒刑，他出狱后评论当年捷共的统治时却说：“没有谁是它纯粹的牺牲者，因为是我们一起创造了它。”昆德拉和哈维尔，余杰曾把他们比喻为智者和圣徒。哈维尔这样的一句话，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投射出一种大的悲悯，这也让他，绽放出了一种真正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芒——这所有的一切，包括施加在我身上的不公都是整个民族的苦难，那是我们整个民族创造的悲剧和不幸，在那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凶手。
　　我们小学的课本上一直都让我们热爱祖国，告诉我们热爱我们出生长大的这片土地。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好像这是约定俗成，司空见惯的。同时我们也不自觉的在某种潜移默化中形成这样一种意识：政府无条件的代表自己的利益，国家无条件的代表公民的整体，而忽视了那些真正的卢梭式的国家主义者强调的政府和公民之间自愿的契约性。我们是中国人，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继承了同样的血脉，这样的继承的一致性让我们逐渐凝聚在一起，并因为这种凝聚创造的文明和历史而无约束的骄傲，于是便像贵族一般的荣耀于自己的血统，并无条件的，不论对错的热爱这个并没有契约而形成的国家，还因为别人的一两句不中听的批评就老羞成怒，因为别人一两次侮辱就热血上涌。
　　这样的爱国主义，充其量只是一种本民族盲目和自我的种族至上主义。它无法培养爱国者，而只会培养一群民族主义的呆子和暴徒，上个世纪这样的培养已经初见成效，比如在德国培养了纳粹，在日本培养了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他们给人类没有带来财富，所以我不希望这样的“爱国主义”继续培养我们。
　　
　　一八七一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和贵族们为了自身利益把土地割让给普鲁士。三十八岁的都德怀着对法兰西的热爱和丧失土地的悲痛写下了著名的《最后一课》。第二年第三共和国诞生。在这大约80年前，法国人以叛国罪处死了法国国家的代表，他们的国王——法国人民以这样反讽的方式书写了他们对法兰西对平等和自由的热爱。
　　无疑的，我们仅仅具有《最后一课》中表达的爱国主义情感那是远远不够的，那不仅不是最后一课，相反只是爱国主义中的第一课。在这堂课之后，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我们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要学会“耻于接受一种不自由的统治”（王怡），因为正如柏杨先生说的，有自由的地方，才是祖国，才是家园。

　　　外面下雨了，诗人吴克群穿上大衣，拿起墙边黑色的雨伞，他望了望在床上的姑娘，在睡梦里她笑容恬静。诗人把一张揉的皱巴巴的信纸放在了姑娘的枕边。
　　雨越来越大了。
　　亲爱的姑娘从梦里醒来，朦胧之中她睡眼惺忪，她拉了拉从光滑的肩头滑下的白色吊带，她闻到枕边信纸上黑色的文字还泛着潮湿的墨香，她默默的念道：
　　
　　“我什么都能忘记
　　 但唯一不忘的是你的名字
　　 我什么都能忘记
　　 但唯一不忘的是你的样子”
　　
　　一年前，傻小子吴克群嚼着大舌头，行着将军令，脸上一副英俊男佣稚嫩的表情。一年之后，他当起了诗人，发行了诗集，名字叫《为你写诗》。
　　作为诗人群体，他们总爱相信每一个女人都具有诗性的灵魂，那是锦簇里的蝴蝶和花。他们同时相信，只有在女人身边，他们的精神才不会像肉体一样惶惶的老去。
　　于是，那些诗人总是一遍遍的，反复的摩挲着那些句子，那些断裂的残章，它们挑逗着女人们敏感的神经：
　　徐志摩：“我是你天空的一片云”。
　　雪莱说：“虽然你我喝着悲哀的苦酒，在天堂里，永远不再分手。”
　　普希金：“我曾经无怨无望的爱过你，我曾经如此温柔如此真诚的爱过你”。
　　泰戈尔：“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闪动在我的眶前”。
　　吴克群：“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
　　
　　其实我一直觉得，如果不看脸，一年前的我应该和吴克群有极大程度的相似。一样的性别，一样的身高，一样的体重，一样写诗。
　　曾经在小县城的高中，我爱着一个女孩。我把给那个女孩的情诗写在了我隐秘的日记本里，刻在了刨花的课桌木板上，丢在了空中每一片飘零的落叶中。后来她走了，那些诗句被时光遗弃，就像蒙了尘土的古老瓷器。
　　然后我长大，离开家乡，我不再写诗，我成了一名软件工程师。逻辑严密的大脑让我无法再写出水灵灵的句子，每次看到曾经那些毛茸茸发了霉的诗歌，我的大脑里的机器总是不由自主的重启，然后回想起当年她看到诗歌后面颊猩红无比关心的问句：“你没病吧？”
　　我觉得，直到现在，她这个高难度的问题我仍然无法回答。
　　
　　四月，人群稀疏的乡间小路上，诗人吴克群步履匆忙。他镜片前的雨滴簌簌的流动，他看着伞外的大雨，温柔的唱道，他唱出了我的心声——
　　
　　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逼的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